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先后四代以洛阳为都的330多年里，由于不同的动机、目的、目标，而从当时的国都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向西而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曾经发生过多次。
“永平求法”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界多认为这是佛教在我国正式传播的开始。东汉末年，牟融撰《理惑论》，为我国最早的佛学著作之一。它在上距永平之世100多年后，第一次记载了“永平求法”：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明帝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浮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此外，“永平求法”还见于其他多种文献中，如《四十二章经》序、袁宏《后汉记》、范晔《后汉书》、王琰《冥祥记》、释惠皎《高僧传》、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等。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朱士行，在洛阳依羯磨法而登坛受戒，出家为僧，是我国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族僧人。他又是第一位开始讲经的汉族僧人，曾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朱士行深感汉地旧译经文过于简略而不连贯，难于通讲，于是誓志捐身，远求《大品》，在出家的当年，从雍州长安（今西安）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写得《大品般若经》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弗如檀等送还洛阳，后由居士竺淑兰、比丘无罗叉等译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居外23年，在他八十岁高龄时圆寂于于阗。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受胡太后之诏，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详细的记载，保存了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国家的珍贵资料。宋云、惠生等在正光三年（522年）回到洛阳，取回大乘经典170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当时沿丝绸之路西行而进行的这些活动，尽管规模不同、距离不同、目的地不同、内容不同、方式也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充分体现了当时洛阳和丝绸之路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城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下面我们简略叙述一下当时西域各国、各地区沿丝绸之路东来的情况。
自东汉始，中经三国魏、西晋，迄北魏迁都洛阳，西域广大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沿丝绸之路东来，“献方奇”、“纳爱质”、“东向而朝天子”，以及从事其他商贸、文化、宗教活动，并从而到达当时的国都洛阳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有资料表明，东汉时洛阳一带生活着不少“西域贾胡”。《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竞为之。”这也反映出当时洛阳肯定生活着很多胡人，从而才能影响洛阳的社会风尚。
关于曹魏时期西域各国、各地区东来的情况，《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然大国龟兹、于阗、康巨、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还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些“中国丝”的一部分可能由中国人西行带去，另一部分即应由西域人东来洛阳带回。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云：“武帝太康中，其（焉耆国）王龙安遣子入侍。”“及子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同传又说：“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大宛国）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武帝太康中，（大秦国）其王遣使贡献。”“泰始中，其（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另据有关佛籍记载，著名高僧竺法护、佛图澄都曾在西晋时期来到洛阳。
有关北魏迁洛以后的情况，《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魏书》卷八《世宗纪》云：“（景明三年）于阗国遣使朝献。”“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景明四年）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同卷又记载：“（永平元年二月）勿吉、南天竺并遣使朝献。”“（三月）斯罗、阿陁、比罗、阿夷弋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七月）高车、契丹、汗畔、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是岁高昌国王麹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永平二年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万斤、辛豆那、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乙未，高昌国遣使朝贡。”“（三月）磨豆罗、阿曜社苏突阗、地伏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高昌、勿吉、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二月）叠伏罗、弗菩提、朝陁咤、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同书《肃宗纪》云：“（熙平元年二月）吐谷浑、宕昌、邓至诸国，并遣使朝贡。”“（四月）高昌、阴平国，并遣使朝献。”“（五月）吐谷浑遣使朝献。”“（七月）高昌国遣使朝献。”“（八月）宕昌国遣使朝贡。”该卷又说：“（神龟元年二月）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四月）舍摩国遣使朝献。”“（五月）高丽、高车、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七月）戊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丁未，波斯、疏勒、乌苌、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神龟二年二月）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贡。”“（四月）嚈哒国遣使朝贡。”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记法云寺说：“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该书卷三《城南》还记载说：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皆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常养于乘黄曹，象常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警怖，奔走交驰，胡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罪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当时的洛阳，既是中国使节、商人、僧人等沿“丝绸之路”西行最主要的出发地，也是西方各国、各地沿“丝绸之路”东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地。故《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等在介绍西域诸国时，凡记载距离里程的，皆以洛阳为起点，如《西域传》记疏勒国“去洛阳万三百里”，莎车国（今新疆莎车一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于阗国“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大月氏国“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等。据朱绍侯先生统计，《后汉书?西域传》列专条介绍西域诸国的共23国，其中有明确里程记载的13国，其起点无不始自洛阳。朱先生还指出，不仅《后汉书》，而且较《后汉书》成书早50余年的《后汉纪》，作者袁宏在记载西域诸国里程时，也是以洛阳为起点计算的，如“鄯善治驩泥城，去洛阳七千一百里”，“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大月氏国治蓝氏城，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西域之远者安息国也，去洛阳二万五千里”。
洛阳作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迁洛之后）时期，对生活在这里的西域人都有很好的安置。例如在东汉时，广阳门（洛阳城西垣三门之南数第一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认置邸以居的“蛮夷邸”。北魏时，特在洛阳城南、洛水永桥以南、伊洛之间，御道东设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御道西设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当时的安排是：“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三年以后，赐宅慕化里。”当时的情况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贩胡客，日款于塞下”。这些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国东来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政治、经贸、文化交往的繁忙景象。（连载之三）
（作者系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 徐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