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是洛阳城市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尤其是大运河的通航，更使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商贸的中心、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以及国际交往的中心。在三个多世纪中，有许多官方人士或民间私人沿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西行的活动，是由洛阳出发或东归时回到洛阳的，至少是和洛阳有密切关系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尤其是裴矩，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九年（613年），曾先后四次至河西，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活动，大大推进了隋王朝和西域各国、各地的经贸文化交流。
到了唐代，这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西行”活动更多。下面我们首先介绍在中西交流史占有突出地位的玄奘“西天取经”活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八月，高僧玄奘踏上了万里西行的征程。唐贞观二年（628年）夏末进入北印度国境。至此用时将近一年，行程达一万四千余里。
玄奘入印后，从唐贞观二年夏末至贞观五年（631年）十月，三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及各地游学。
玄奘一面巡礼佛教胜迹，考察印度各地风土人情，一面求学问师，遍访高僧学者。唐贞观四年（630年），玄奘到达了印度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当时五印度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其佛学代表了古代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主持这个寺院的戒贤法师，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玄奘拜戒贤为师，戒贤特意为他开讲《瑜伽论》，先后达十五个月。玄奘在寺里五年，通读了寺内所藏各类经论。后又辞别戒贤法师，到南印度去游学。在离开那烂陀的五年时间，玄奘走遍了五印度大小一百余国。贞观十四年，他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令玄奘担任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
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玄奘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经籍共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尊，佛舍利一百五十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唐代另一位赴“西天取经”的著名高僧是义净。
唐洛州洛阳人王玄策，出使印度先后共三次（有研究者以为是四次）。
王玄策是以唐王朝官方使节的身份出使印度的，这和一般民间交往有重大区别。另外，王玄策所行路线，再次说明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麟德二年（665），王玄策曾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略曰：“王玄策……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
在官、私、僧、俗沿丝绸之路西行的同时，也有众多的西域使者、商人、僧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其中东抵洛阳者为数甚多。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隋炀帝在洛阳举行盛大宴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对各国东来洛阳有很多具体的记载。
当时，为了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西域人，隋炀帝特在洛阳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并安排专人掌管其事：“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另在东城城内第一街还置建有鸿胪寺。
至唐代，沿丝绸之路东来者更多、更频繁。对此《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对有关国家及其东来者多有具体记载。
关于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其唐时遣使来华、来洛的具体情况，有关史籍也有记载。
公元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为首都）、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东罗马帝国常被称作拂森国、大秦国、海西国。拂森，玄奘《大唐西域记》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作“拂壈”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而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及杜环《经行记》中则皆作“拂菻”。通常系指东罗马帝国，有时也指地中海东岸一带地区及国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云：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由于大量的外籍人口来到洛阳并定居这里，武周天授三年（692年），特“析洛阳、永昌置来庭县”，予以安置和管理。
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均沿丝绸之路来华，且和洛阳有密切关系。相传，暑天大旱，唐玄宗遣高力士请善无畏祈雨。他推辞不过，以钵盛水，以小刀搅动，且搅且咒，有白气自钵中上升，高力士刚返达洛阳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还相传，邙山有巨蛇，善无畏“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开元二十年（732年），善无畏“求还西域”，唐玄宗不充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示寂，世寿九十九岁，追赠鸿胪卿。开元二十八年（739年）十月三日，葬于洛阳龙门西山广化寺。
据《宋高僧传》、《大唐东京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等记载：唐代僧人金刚智，南天竺摩赖耶国人，属婆罗门种姓。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三十一岁时赴南印度，师事龙智，学《金刚顶瑜伽真实摄经》，并受五部灌顶，又学五明诸论。后曾先后至中印度、南印度摩赖耶国近海的补陀洛伽山观自在菩萨寺、师子国楞伽城、无畏山寺、七宝山城等弘法、修学、顶礼圣迹等。金刚智“闻脂那佛法崇盛，泛泊而来”，途径师子国、佛逝国等，开元七年（719年）抵广州，第二年至洛阳。唐玄宗在洛阳召见金刚智，并登坛受灌顶。此后，金刚智随驾两京，“广敷密教，建曼拿罗”，“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咨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相传，金刚智在洛阳，当年自正月至五月未下雨，天下大旱，唐玄宗诏金刚智结坛祈雨。至第七日，“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洛阳士庶都相传，金刚智曾获一龙，“穿屋飞去”。开元二十九（741年），奉敕归国，在洛阳广福寺示寂。世寿71岁。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后，建塔旌表。由其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述碑记德焉”。敕谥“国师”。唐代宗又追赠“大弘教三藏”。前些年，日本佛教界在今龙门魏湾村西北立有纪念碑。
唐代僧人不空，原名阿月佉跋折罗，意译不空金刚，略称不空。本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幼曾“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出家师事金刚智，并随金刚智一同来华，达洛阳。不空二十岁，在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后常随金刚智往来东西二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敕准不空回国。不空经广州乘船达师子国，受到国王热情接待，“请往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此后在师子国和天竺国，依普贤阿阇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法门”，建立坛法，得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于天宝五年（746年）返回长安。天宝八年，再次敕准回国，“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天宝十二年（753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次年，不空至武威，住开元寺，译经演教，驰誉一时。天宝十五年（756年）还长安，住大兴善寺。后受唐肃宗、唐代宗崇信，译出《宝严》、《仁王》二经后，唐代宗亲为作序。相传洛阳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巨蛇见到不空说：我常想翻河水陷淹洛阳城，以快我意！不空为它授归戒，说因果，后樵夫“见蛇死涧下”。不空先后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等七十五部、一百二十余卷。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六月，不空示寂，世寿七十岁。曾被赐封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谥“大辩证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他们是中国佛教密宗（也称真言宗）的创立者。其中善元畏弘传胎藏界，崇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智、不空弘传金刚界，崇奉《金刚顶一切如来其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连载之五）
（作者系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 徐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