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之路，通过这条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进行经济交流，是丝绸之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丝绸”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的大宗商品，是“丝绸之路”赖以得名的商品，我们首先从“丝绸”说起。
桑蚕业、丝织业，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逐渐了解了关于蚕和蚕茧的知识，如《路史?后记五》罗注引《向氏帖》就有“伏羲化蚕”、“伏羲作布”的记载；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人们已经懂得和掌握了养蚕抽丝的技术，如《通鉴外纪》等不少古籍就有关于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抽丝织布的记载，她被后世奉为“先蚕”。有关资料直接、间接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桑蚕业、丝织业中心或中心之一。汉、魏以降，直至隋唐，由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优越位置，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贸活动，河洛地区都不但是桑蚕、丝织业的中心或中心之一，更成了全国丝织品的最大集散地。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更强化了洛阳全国水通交通中心、商贸中心的地位。位于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南的“北市丝行像龛”，开凿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至永昌元年（689年）；位于龙门石窟西山南端山腰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系唐代洛阳北市彩帛行出资营造，这些都说明当时丝织品贸易已经有了行社一类的组织形式。
我国的丝织品大量输出西域各国、各地区，不少古代文献都有记载。《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记黄支国，说该国面积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而汉使前往黄支国等地，“赍黄金杂缯而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说：玄奘法师在北印度那揭罗喝国佛顶骨城“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绮幡四口，锦两端，法服两具”。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勃律国使者来，唐玄宗赐帛五十匹；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吐火罗使者来，唐玄宗赐绯袍及帛三十匹等等记载。
除我国古代文献外，国外也有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中国桑蚕丝织事。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云：“秦尼策国（指中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由于“自秦尼策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故可以“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相关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丝织品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瓷器是我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的另一项主要产品。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同为一词（China）。考古发现证实了河洛地区是我国瓷器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地区。1950年秋，小学教师韩维周在郑州市二里岗采集到一些陶片和石器，经鉴定为商代遗物。1964年在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一件原始青瓷壘，高27厘米，保存完整，表面施青釉，胎色灰白，硬度较大。1966年在另一座洛阳西周墓中出土一件原始瓷尊，高19厘米。其他器型还有青瓷豆、青瓷罐、青瓷瓮等。这些都是西周原始青瓷中的代表作品。
除郑州、洛阳之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西安丰镐遗址等也都出土有原始青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器瓷。原始青瓷是在陶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的。陶器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由考古发现可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发明了制陶术。但是，中国在制陶术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最早发明了瓷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在河洛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精美，代表了那个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了用瓷土（高岭土）烧制的白陶器，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更发现了大量陶器，造型众多，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数千年制陶技术的基础上，河洛地区的制陶工匠们掌握了烧成温度的技术，并认识到高岭土与一般黏土的不同，这为瓷器的发明提供了基础条件。地处河洛地区之内的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王都，因此，在郑州商城遗址保存下来很多商代原始青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自原始青瓷发明后，我国的制瓷技术不断进步。到东汉时出现质地比较高的青瓷，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唐代，瓷器制作已达到成熟的境界，而唐三彩成为陶器制作最后的绝唱。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器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当时外销的主要产品。当时的汝窑（宋代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官窑（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哥窑（所在地有三说：一、即龙泉窑，分布于今浙江丽水市及其周围一带；二、在今浙江抗州；三、在今江西景德镇）、钧窑（古钧州，治今河南禹州市）和定窑（古定州，治今河北定县。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属定州）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代替陶器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瓷器时代。
五大名窑中的三大名窑，即汝窑、官窑、钧窑，均处河洛地区范围之内，可知当时河洛地区瓷器制造业之昌盛发达。其中汝窑的所在地为宋代京西路（治洛阳）所辖之汝州。汝瓷胎质致密，釉层匀净，色泽雅润，洁如玉，明如镜，滑如脂，声如磬。其色有粉青、豆绿、虾青等，尤以天蓝最佳，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美誉，宋时为宫廷贡品。《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因此，传世汝瓷甚少。现存世汝瓷，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国画大师李苦禅曾题写道：“天下博物馆无汝瓷，难称尽善尽美也。”已经发掘的重要窑址有宝丰县（宋属汝州）清凉寺窑址、汝州市严和店窑址等。今宜阳县城西一公里的二里庙瓷窑遗址，古时生产白瓷和青瓷等，其青瓷具汝瓷特征。考古资料表明，在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埃及等都发现有中国古代的瓷器。
唐三彩是又一种通过丝绸之路向境外输出的主要商品。1928年修建陇海铁路时，在洛阳邙山脚下挖开了许多唐代的古墓葬，其中有大量塗有红、绿、白三色釉的随葬品，如各种动物、人物俑及各种器皿出土，被称为唐三彩。在以后的时期里，洛阳又出土了不少其他色彩如黄、蓝、黑、褐等釉色的随葬品，但人们依然习称“唐三彩”。唐三彩是表面施有釉彩的陶器。它的烧制历史可追溯到距今1400多年的南北朝时期，唐代达到鼎盛，故后世称之为“唐三彩”。洛阳是唐三彩的故乡，是最早发现唐三彩的地区，迄今发现的唐三彩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艺术、历史价值最高，最具代表性，所以人们又多称其为“洛阳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工艺美术的精华之作，它吸纳了中国绘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优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已有三百多个品种，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繁荣的社会面貌和精湛的釉陶工艺。洛阳龙门香山出土的三彩高颈瓶，是仿照佛教法器中的净水瓶烧制的，而龙首杯、凤首壶则是仿照西亚流行的兽首杯、扁壶制成的。从近年出土的三彩器物分析，盛唐是唐三彩制作的极盛时期，品种丰富，做工精美，产量巨大；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安史之乱以后，其制作进入尾声，逐渐衰落。唐代三彩釉工艺对宋三彩和清三彩都有影响，在日本曾仿制成所谓“奈良三彩”，朝鲜半岛曾仿制成所谓“新罗三彩”。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出土有三彩碗，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埃及和苏丹境内都发现有洛阳唐三彩，充分说明了当地人对唐三彩的喜爱，这也是唐代洛阳对外交流、通商贸易的重要物证。
1972～1976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今巩义市站街镇大黄治村、小黄治村的唐三彩窑址进行试掘，遗址位于由南向北穿村而过的黄冶河两岸台地上，南北长约2公里。这里有断断续续的文化层和陶片堆积层，出土了大量窑具、小型艺术品范模、众多的器物贴花范，以及建筑构件饰范等，出土的器物有炉、盆、杯、盘、玩具、建筑构件等。施三彩釉者居多。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唐三彩窑址，烧造时代应始于隋末，盛于唐，下限在宋初。巩义市即巩县，为隋唐东都之畿县，先后分属隋代河南郡、唐代洛州、河南府等，正是洛阳唐三彩的产地。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交流，从一开始就相互的、双向的。在大量中国商品输出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西域出产品输入我国。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保存有不少关于西域各国、各地来中国“朝贡”或经商贸易的记载，就反映了当时“输入”的情况。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夏四月，康国献狮子。《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记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
除以上资料外，先后输入我国内地的西域出产物品，见于记载的还有珊瑚、琥珀、珍珠、香料、貂皮等；农副产品则主要有胡桃、胡蔴（芝蔴）、石榴、胡豆（蚕豆）、大蒜、王瓜、胡萝卜、苜蓿等。（连载之六）
（作者系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 徐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