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的滥觞及形成
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大陆，连结亚、欧、非三洲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它从中国内地出发，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达北非和欧洲。这是一条商贸交往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由于当时产于中国的丝和各种丝织品大量经由此路西运，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一称，沿用至今。需要说明的是，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的“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时中国与中亚及印度间的商贸交通线；30多年后，即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将这条路线延展到地中海及小亚细亚，使“丝绸之路”的长度达到7000多公里。以后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即多指这条延展后的路线。
按一般传统说法，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实际上，几十年来的研究和考古资料表明，“丝绸之路”有一个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原地区和其他边陲地区、甚至域外的交通、交往，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唐嘉弘先生《论洛阳为“天下之中”》 一文称：“夏人在豫西黄土高原活动，后发展到山西的西南部称为大夏。商汤灭夏，虞夏联盟中的一支向西方、北方迁徙，古史中‘秦夏’（‘秦’为‘泰’之误，泰夏即大夏）、西虞（西吴）、月氏（禺知、禺氏、虞氏）地名之向西延展，即其史证。葱岭西部妫水（原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亦有月氏大夏足迹。”该文又称：“《史记?匈奴传》记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这些夏后氏苗裔与当地土著结合，形成匈奴族群。后来先后迁徙到亚洲蒙古草原、阿尔泰山、伏尔加河、顿河、克里木、多瑙河直到大西洋岸。”再如《竹书纪年》曾记载成汤之时，远在玉门关西四万里的奇肱氏曾来朝见；又如在殷墟的发掘中，“曾发现许多远方传来的物品，比如南方的象，海上的鲸，好些玉器是用新疆的和田玉制造的，有的龟甲经鉴定来自东南亚，有的甲骨上粘有棉布（土卢布），也可能源于外国”。 这些均表明在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已经开始。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一说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汲县人不凖盗掘汲郡（今河南卫辉）古墓（魏襄王墓或魏安釐王墓），导致大量竹简出土，“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相传有数十车之多。晋王朝令运回京师洛阳，由侍中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进行整理，发现这是一批古书，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也称《周王游行记》）等。其中的《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五王周穆王十三年（约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用伯夭作向导，乘坐造父所驾八骏大车，率领大队人马，携带大量丝织品等礼物，从洛阳出发，北过黄河，入山西，经山西北部滹沱河北岸，先到犬戎地区，再西行至剻人之地，继续溯黄河而上，登昆仑山，上舂山，到赤乌人之地，复经过曹奴人、剞闾氏、鄄韩氏等兄弟族聚居之地，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会见西王母，西王母在瑶池设盛宴招待周穆王一行，并即席“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亦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宴毕，西王母还陪同周穆王游览，穆王登上弇山，立碑纪念，还种了一棵槐树，象征此次友好交往。
周穆王此次西游，据后人研究，其路线大体是：由洛阳入山西，出山西北部雁门关到内蒙草原，再沿黄河过宁夏至甘肃，再到青海，入新疆，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回程时，东返新疆，经甘肃入宁夏，再经内蒙入山西，返达洛阳，往返行程约三万五千里。
不少研究者认为：《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及文化交流情况，说明早在西汉张骞“凿空”之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已有交往和接触。 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西游故事，虽充满了神话色彩，“但近年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证明其间的若干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李先生更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点、终点都是成周（《穆天子传》作宗周），以由成周到所谓西北大旷原的路线道里计算，远远超过我国的疆界之外。这最低限度是表明了先秦人们对东西交通的认识。” 这条由淳维北迁及匈奴西迁、穆天子西游的古代东西方交通线，至少早于张骞“凿空”400年。这些年来，在丝绸之路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起点也在洛阳。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时期，对北方强敌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打下了基础，张骞通西域的成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古老的部族。秦代初年，他们分布在阴山（今内蒙古南部）南北一带。蒙恬北击匈奴，夺得河南地（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一带），修筑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抵碣石，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匈奴夺取河南地，冒顿单于（？-前174年）时，匈奴的武力空前强盛，控弦三十万，向东占有了辽河上游地区，向北扩地至贝加尔湖，向西驱走大月氏，征服塔里木盆地楼兰、乌孙等绿洲小国，统治了祁连山、天山一带地区，整个占据了亚洲东部沙漠草原。面对匈奴族的武力威胁，西汉初期只能采取守势，通过“和亲”、开放关市、贡奉财货等办法，以保持边境的暂时平静。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国力达到了空前强盛，于是开始了大规模征讨匈奴的战争。其中最重要以下三次。第一次，元朔二年（前127年），将军卫青统率大军，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向西，击败匈奴白羊王等，收取河南地，建朔方郡（治今内蒙古黄河河套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徙贫民十万户居朔方。公元前123年，匈奴被迫不得不将龙廷北迁至漠北。第二次，元狩二年（前121年），将军霍去病自陇西出击匈奴，逾焉支山（今甘肃山丹、永昌县境）、祁连山（今甘肃境），斩获四万余，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属部四万余降汉，汉王朝将降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称“五属国”。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从此，金城（今甘肃兰州）至盐泽（罗布泊）无匈奴。河西走廊的打通，对丝绸之路的开通有重大意义。第三次，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道并出，击匈奴于漠北。卫青大败单于，逼使单于率数百骑远逃，汉兵一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大败匈奴东部兵，斩获七万余。汉武帝通过这三次大规模，重创了匈奴，是北方边境赢得了暂时的安定。
在汉王朝派大军对匈奴作战的过程中，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汉武帝又命张骞为使节出使西域（汉时西域，狭义上是指今新疆地区；广义上还包括了中亚、西亚，以至北非、欧州等地区）。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堂邑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出发，出陇西郡边塞入匈奴控制地，被匈奴所俘。此后，张骞被扣留匈奴十多年，还在那里娶妻生子。但他始终不忘使命，秉汉节而不失。十几年后，匈奴对他的监管逐渐松驰，张骞趁机逃脱，带着部属西行，至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一带），再到大月氏。当初大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攻掠，被迫西迁中亚。他们降服大夏，定居于妫水北岸。此时已无复仇的意愿，不愿与汉朝合作共击匈奴。过了一年多，张骞只好离开大月氏返回汉朝。回途中在东越葱岭后，他们顺南山（今昆仑山）北麓东行，不料又被匈奴所俘，被扣留一年多。此时匈奴国内发生内乱，张骞乘乱回到汉朝。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经历的西域各国的情况，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西域的认识。如乌孙（今新疆北部）：“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如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効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如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域屋，与大宛同俗。……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东南有身毒国。” 此后，武帝又派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携牛羊上万只及大量其他财物，再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并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乌孙国即派遣使者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数十匹报谢汉朝。其后张骞所遣副使也陆续归汉，有些还带来了出使国的使者，从此开启了汉与西域诸国交好的新局面，丝绸之路也随之正式开通。至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郑吉为西域最高军政长官——都护，兼领南北两道诸国，都护府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策大雅）。西域都护的设置，巩固了汉在西域的势力，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二、汉魏洛阳故城与丝绸之路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东汉建都洛阳，洛阳代替长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陆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的洛阳又是东汉时地方政权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洛阳县治所的所在地。司隶校尉部下辖七郡，其首郡为河南尹（郡）。河南尹下辖洛阳、偃师等21县，大体相当于河洛地区的范围。
东汉时期，汉与西域之间，曾经经历了“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但总的来说是“通”的时间多于“绝”的时间。东汉时从敦煌玉门关进入西域的路线，也由西汉时的两条增加为三条。这三条路线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注所引《魏略?西戎传》有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新道又称“北新道”或“径道”，为东汉时新开辟的一条路线。《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曹魏立国，仍以洛阳为都。同时洛阳又是司州（东汉司隶校尉部改）、河南尹、洛阳县治所新在地。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说：“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献，略如汉氏故事。”同书卷二《文帝纪》又说：“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这些记载可以大体反映出曹魏时丝绸之路的情况，即“略如汉氏故事”。
据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说，西晋在西域仍设戊已校尉，以保持与丝绸之路上诸国的贡使关系。司马炎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在这数万人之中，肯定也包括西域诸国的使者。
建兴四年（316年），西晋亡祚。此后的170多年间，洛阳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再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成为北魏都城，同时也是司州、河南尹、洛阳县治所所在地。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地位得以恢复。至孝武帝元恪时，丝绸之路商贸及文化交往达到了高潮。
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汉、魏、晋、北魏洛阳城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和兴盛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
从20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以来，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即汉魏故城）遗址以及当时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物，其中有一些是和丝绸之路有关的。这些古代的遗迹遗物，无疑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并为丝绸之路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见证。20世纪20至30年代，在汉魏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残石经，掀起了收集研究的热潮。1923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派该所古迹古物调查会的马衡亲赴洛阳，于汉魏洛阳故城考察太学遗址、石经出土处，后又数次来洛。当时他曾在洛阳征得四块弧形石条运回北京，后入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室。自1925年以后，这几块石条曾受到中外多位学者的关注。1926年，在北京的法国神甫步履仁撰写《北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洛阳闪语碑铭》一文，1961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认出石条上的铭文为佉卢文而非希伯来文，当年伦敦大学教授布腊夫发表《中国所出佉卢文碑铭》一文，对铭文进行研究。1989年，林梅村先生对这几块条石的发现过程、铭文、历史背景、东汉洛阳佛寺等作了深入、精到的研究，其结论为许多学者所认可。据林文说，这三块弧形石条，宽度一样，约15.24厘米；长度不同，分别为45.72厘米、27.94厘米、20.32厘米；石质一样，“应属同一个体”，“石条均呈弧形，步（履仁）氏根据其弧度推算直径接近1.5米，现存石条约为圆周的五分之一”，“很可能就发现于1924年马衡考察的汉魏洛阳故城附近” 。“佉卢文表达的则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西北方言，被定名为‘犍陀罗语’。”“石条的特殊形态表明，它们是井阑的一部分。在犍陀罗地区发现过六处佉卢文井阑的题记，内容大同小异。”洛阳佉卢文井阑题记意为：“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顺祝四方僧团所有（僧）人皆受重。”“这条题记首次以实物证明，东汉京都洛阳有佛教僧团和寺院，年代约在灵献之际（179-190年）。”，“洛阳这座佛寺的兴建无疑和贵霜人在洛阳的活动有关。”“洛阳出现佉卢文题记不是孤立的现象，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塔里木盆地楼兰遗址和于阗故地都发现过属于这一时期的佉卢文材料。”“这就清楚地勾勒出一条从犍陀罗经丝绸之路南道，过河西走廊，至东汉首都洛阳佉卢文入华路线。”“洛阳发现的佉卢文井阑题记与179年数百名贵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阳的史实有关。”“这个井阑属于洛阳贵霜人寺院一个浴堂的附属设施。”“铭文明确提到了僧团与寺院，丰富了以往对东汉洛阳佛教的贫乏知识。”“该寺院很可能在汉魏洛阳故城西雍门外。”
1931年，在汉魏洛阳故城辟雍遗址发现西晋咸宁四年所立碑石一通，通高3.22米，宽1.10米，厚0.30米。碑首约占碑身1/3，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等23字。碑身高2.05米，隶书30行，行56字。1974年又于辟雍遗址发现碑座，后与碑身合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辟雍碑中有这样一段话：“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至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而且在碑阴所刻的学生名单中，更明确刻有“散生西域朱乔尚建（姓朱名乔字尚建，下同）、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凯”等，这自然是西晋时期洛阳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交往的确证。
1965年7月，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北魏皇族元邵墓。关于该墓的出土遗物，洛阳博物馆清理发掘曾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有陶骆驼一件，高24.2厘米，长23.3厘米，“朱绘，双峰，峰间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扁壶、兽各一”。另有昆仑奴俑（在《洛阳北魏元邵墓》文中称“童俑”）一件，“长衣俑”二件。其中昆仑奴俑高9.20厘米， 《洛阳市志?文物志》描述说：“蹲坐，左臂横按两膝上，右手弯曲抱头，头埋于两臂之间，只见卷发，不见其面。身穿红色长袍，脚踏长筒靴。”“长衣俑”2件，高15.3厘米，“皆卷发，虬髯，深目高鼻，穿红色圆领大衣，长袴”。显然这几件陶俑均为西域胡人形象。
1985年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汉魏故城西北约3公里、孟津县三十里铺村东北约1.5公里、邙山南麓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之一为北魏侯掌墓。侯掌墓出土了数十件陶器，十数件陶俑。陶俑之中有4件男胡俑，“形制、大小均基本相同”。元邵墓、侯掌墓出土的身背货袋、水壶的骆驼，头发卷曲、深目高鼻、身着长袍的胡俑，十分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当时洛阳一带，日常生活中人们一定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骆驼和西域人，而这些骆驼和西域人一定是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抵达洛阳的。
在汉魏洛阳故城，曾先后出土两件双翼童子造像。关于这两件文物，段鹏琦先生曾在《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 一文中详作论述，今将主要内容转录如下：
这两个造像，一为采集品，一为科学发掘品，出自太学遗址第二层，即北魏（或北朝）层中。两者皆铜质，铸造，大小相若，高不足5厘米，圆雕，男性，裸体，圆脑袋，头项蓄发如留海，面部稍平，五官毕具，前胸及小腹微凸，以阴线小圆圈表示双乳及肚脐。双腿浑圆，膝部微前屈，跣足，双臂前屈，双掌合什，上臂外侧附以张开的双翼。全身无纹饰，颈部系一串珠项链，背后都有“仙子”二字铭文，系篆书汉字。神态虔诚可爱，俨然就是中国型的小天使。“在我们看来，这仙子二字并不一定带有否定其为天使的含义，而更可能是小天使们的中国名字。”“在内地他们可能不属于佛教造像体系，但天使颈部的串珠项链表明，在他们身上佛教艺术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上世纪，在新疆发现有绘有这种双翼天使艺术形象的壁画。“新疆、洛阳两地发现的双翼天使艺术形象，为我们勾划了造像题材包括双翼天使的一种西方宗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轨迹。”“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文化面貌分析，这种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也不能说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它究竟是哪种宗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
三、汉魏晋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
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先后四代以洛阳为都的330多年里，由于不同的动机、目的、目标，而从当时的国都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向西而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曾经发生过多次。
“永平求法”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界多认为这是佛教在我国正式传播的开始。东汉末年，牟融撰《理惑论》，为我国最早的佛学著作之一。它在上距永平之世100多年后，第一次记载了“永平求法”：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门上作佛像。明帝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浮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此外，“永平求法”还见于其他多种文献中，如《四十二章经》序、袁宏《后汉记》、范晔《后汉书》、王琰《冥祥记》、释惠皎《高僧传》、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等。
曹魏甘露五年（260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朱士行，在洛阳依羯磨法而登坛受戒，出家为僧，是我国第一位正式受戒的汉族僧人。他又是第一位开始讲经的汉族僧人，曾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朱士行深感汉地旧译经文过于简略而不连贯，难于通讲，于是誓志捐身，远求《大品》，在出家的当年，从雍州长安（今西安）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写得《大品般若经》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弗如檀等送还洛阳，后由居士竺淑兰、比丘无罗叉等译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居外23年，在他八十岁高龄时圆寂于于阗。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住在洛阳闻义里的宋云与比丘惠生，受胡太后之诏，出使西域，拜取佛经。《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详细的记载，保存了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一些国家的珍贵资料。宋云、惠生等在正光三年（522年）回到洛阳，取回大乘经典170部，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
当时沿丝绸之路西行而进行的这些活动，尽管规模不同、距离不同、目的地不同、内容不同、方式也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充分体现了当时洛阳和丝绸之路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城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下面简略叙述一下当时西域各国、各地区沿丝绸之路东来的情况。
自东汉始，中经三国魏、西晋，迄北魏迁都洛阳，西域广大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沿丝绸之路东来，“献方奇”、“纳爱质”、“东向而朝天子”，以及从事其他商贸、文化、宗教活动，并从而到达当时的国都洛阳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有资料表明，东汉时洛阳一带生活着不少“西域贾胡”。《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竞为之。”这也反映出当时洛阳肯定生活着很多胡人，从而才能影响洛阳的社会风尚。
关于曹魏时期西域各国、各地区东来的情况，《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云：“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然大国龟兹、于阗、康巨、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还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这些“中国丝”的一部分可能由中国人西行带去，另一部分即应由西域人东来洛阳带回。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云：“武帝太康中，其（焉耆国）王龙安遣子入侍。”“及子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同传又说：“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大宛国）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武帝太康中，（大秦国）其王遣使贡献。”“泰始中，其（康居国）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另据有关佛籍记载，著名高僧竺法护、佛图澄都曾在西晋时期来到洛阳。
有关北魏迁洛以后的情况，《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魏书》卷八《世宗纪》云：“（景明三年）于阗国遣使朝献。”“是岁，疏勒、罽宾、婆罗捺、乌苌、阿喻陀、罗婆、不仑、陀拔罗、弗波女提、斯罗、哒舍、伏耆奚那太、罗般、乌稽、悉万斤、朱居般、诃盘陀、拨斤、厌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景明四年）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同卷又记载：“（永平元年二月）勿吉、南天竺并遣使朝献。”“（三月）斯罗、阿陁、比罗、阿夷弋多、婆那伽、伽师达、于阗诸国并遣使朝献。”“（七月）高车、契丹、汗畔、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是岁高昌国王麹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因求内徙，乞师迎接。”“（永平二年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是、悉万斤、辛豆那、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壬辰，嚈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乙未，高昌国遣使朝贡。”“（三月）磨豆罗、阿曜社苏突阗、地伏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高昌、勿吉、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十二月）叠伏罗、弗菩提、朝陁咤、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同书《肃宗纪》云：“（熙平元年二月）吐谷浑、宕昌、邓至诸国，并遣使朝贡。”“（四月）高昌、阴平国，并遣使朝献。”“（五月）吐谷浑遣使朝献。”“（七月）高昌国遣使朝献。”“（八月）宕昌国遣使朝贡。”该卷又说：“（神龟元年二月）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诸国，并遣使朝献。”“（三月）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四月）舍摩国遣使朝献。”“（五月）高丽、高车、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七月）戊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丁未，波斯、疏勒、乌苌、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神龟二年二月）吐谷浑、宕昌国并遣使朝贡。”“（四月）嚈哒国遣使朝贡。”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记法云寺说：“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该书卷三《城南》还记载说：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皆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常养于乘黄曹，象常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警怖，奔走交驰，胡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罪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当时的洛阳，既是中国使节、商人、僧人等沿“丝绸之路”西行最主要的出发地，也是西方各国、各地沿“丝绸之路”东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地。故《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等在介绍西域诸国时，凡记载距离里程的，皆以洛阳为起点，如《西域传》记疏勒国“去洛阳万三百里”，莎车国（今新疆莎车一带）“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于阗国“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大月氏国“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等。据朱绍侯先生统计，《后汉书?西域传》列专条介绍西域诸国的共23国，其中有明确里程记载的13国，其起点无不始自洛阳。朱先生还指出，不仅《后汉书》，而且较《后汉书》成书早50余年的《后汉纪》，作者袁宏在记载西域诸国里程时，也是以洛阳为起点计算的，如“鄯善治驩泥城，去洛阳七千一百里”，“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大月氏国治蓝氏城，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西域之远者安息国也，去洛阳二万五千里”。
洛阳作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迁洛之后）时期，对生活在这里的西域人都有很好的安置。例如在东汉时，广阳门（洛阳城西垣三门之南数第一门）外有胡桃宫，另有蛮夷认置邸以居的“蛮夷邸”。北魏时，特在洛阳城南、洛水永桥以南、伊洛之间，御道东设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御道西设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当时的安排是：“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三年以后，赐宅慕化里。”当时的情况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贩胡客，日款于塞下”。这些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国东来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政治、经贸、文化交往的繁忙景象。
四、隋唐洛阳城与丝绸之路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受北周静帝禅位，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同年，依北周制在洛阳置洛州总管府，又改东京六部为东京尚书省，稍后罢东京，次年罢总管府，置河南道行台省；开皇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
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以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同年，改洛州为豫州；大业三年又改豫州为河南郡，大业五年改东京为东都。大业十四年复置洛州，辖河南、洛阳、偃师、缑氏、阌乡、桃林、陕、熊耳、渑池、新安、巩、宜阳、寿安、陆浑、伊阙、兴泰、嵩阳、阳城等18县。这正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区域。当时的洛阳依然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据《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资治通鉴》等记载，起初，隋王朝和西域之间，因“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因此，隋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突厥族原游牧活动于今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初臣服于柔然。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突厥破柔然，建立汗国。后逐步扩张，领土最大时，“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可汗牙帐建置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之北山）。隋初，突厥经常骚扰隋王朝，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打败突厥，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败于铁勒，后隋炀帝令西突厥射匮可汗攻击处罗可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大业七年（611年）处罗降隋。后射匮可汗统一了西突厥。西突厥控制的范围，东到阿尔泰山，西到里海，不少西域国家为其所属。其统治中心地区在今天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汗庭位于龟兹北面的三弥山。
吐谷浑大体占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带，建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裴矩出使铁勒部，铁勒部大败吐谷浑。大业五年（609年），隋军重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逃走，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自此，“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罪人戊守，进行屯田。又令裴矩建伊吾城，大业六年（610年）置伊吾郡。此次出兵吐谷浑是隋炀帝本人御驾亲征的。《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记载，隋炀帝“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致引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
以上所列隋文帝、尤其是隋炀帝及其大臣裴矩等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对打通西城和内地、和洛阳的联系，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隋代通往西域的具体路线，《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云：
炀帝即位，……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炀）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茲、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隋亡唐兴。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司州（王世充改洛州为司州）复为洛州，置洛州总管府。当年废洛州总管府，置陕东道大行台。武德九年（626年）废行台，置洛州都督府。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称洛阳宫。贞观十年（636年），置监察机构河南道，驻洛阳；贞观十八年（644年），废都督府。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改洛阳宫为东都。唐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改神都为东都。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都畿道，辖河南府、汝州、陕州、郑州、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东都为东京。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复为东都。天佑元年（904年）唐昭宗迁都洛阳。
唐代初年，在统叶护可汗统治西突厥时，国力达到鼎盛。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玄奘大师西行取经时，曾在碎叶（素叶）看到统叶护可汗打猎的盛况，并受到统叶护可汗的盛情接待，统叶护可汗还护送玄奘大师继续西行。稍后，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西突厥一分为二。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统一了各部，西突厥再次统一，重新走向强盛。贺鲁自称沙钵罗可汗，牙帐建在双河（今新疆博乐、温泉一带）及千泉。贺鲁进攻唐朝的庭州（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所置，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两国处于交战形势。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唐高宗驾幸洛阳；十二月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当年，唐高宗派程知节、苏定方等大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西逃到中亚的石国（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被当地石国人擒获，献给唐朝。西突厥灭亡后，唐分西突厥故地置二都护府：一曰濛池，在碎叶川（今中亚楚河）西，一曰昆陵，在碎叶川东。
早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在当时丝绸之路北道的碎叶，中道的疏勒、龟茲，南道的于阗等四城驻军置吏，以为军镇，即著名的“安西四镇”。此后经过撤镇、重设、碎叶军镇划出等变迁，直到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唐王朝另在焉耆新置军镇，此后仍为“安西西镇”。安西四镇对保卫大唐边防，保护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唐时由洛阳通往西域，主要通过西出敦煌这条干线，即所谓陆上（或沙漠）丝绸之路。而洛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的主要线路是：由洛阳分别经过扬州、洪州（江西南昌）到达广州，再出南海。
隋唐时期，洛阳和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有发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长足发展，面世的此类资料更是丰富多彩。
1955年，在洛阳市老城北邙山唐墓中出土一批波斯银币，完整的有7枚，直径2.60-2.70厘米，重3.70-3.90克。按其图案特点当是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时期（459—484年）铸造的。这批银币在洛阳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与波斯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1965年在洛阳市关林唐墓中出土一件乘人三彩骆驼，高38厘米，长31厘米，背白色，头顶、两峰、前颈和四肢有长毛为棕黄色，背上置蓝、绿色毯子，峰间置一大型驮囊，下垫夹板，在夹板外露的各端分别系有猪、鱼、圆口小瓶和凤头壶，驮囊前后置有绿色丝卷和白色绢卷，绢上坐商人模样的小人。这无疑是唐代满载丝绸西行经商最生动的形象再现。
1971年，在洛阳市关林车圪垱村唐墓中出土一件载丝绢三彩骆驼，高90厘米，长79厘米，昂首嘶鸣，背负驼囊，囊上搭丝绢、水瓶，漫步行进，造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情形，同时也反映了唐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同年，在关林唐墓出土1件玻璃瓶，高11厘米，腹径11.50厘米，圆唇、小口，直颈，器身作球圆形，玻璃表面有一层银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段鹏琦先生认为此为“萨珊玻璃器”，“是罗马后期和伊斯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纪的玻璃器中经常出现。”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洛阳龙门东山发掘清理了唐代安菩夫妇墓，出土了一批和丝绸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其中一枚罗马金币，直径2.2O厘米，重4.3O克，圆形，正面为一头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装像，两侧有十字架，左边缘处有铭文“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右手执长柄勾状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左边缘处有铭文“CTOPIA”。此系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它与1955年洛阳北郊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同为丝绸之路的遗物，从而可以看出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及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1984年，在伊川县白元乡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唐代“三彩胡人俑”。高45厘米，头戴白色幞头，身穿黄色翻领窄袖长袍，一侧翻领及腰为绿色，足蹬白色长筒靴，头向右微仰，眼睛凝视前方，络腮胡，右手握拳上举，左手握拳前曲，作牵引状。是一个牵骆驼胡人的形象。洛阳出土的“胡商俑”，高30厘米，头戴尖顶胡帽，身穿右衽翻领短袍，腰束带，脚蹬毡靴，手提水壶，背负货囊，作躬腰前行状，生动地刻划了来洛经商的西域胡人形象。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出土文物外，在龙门石窟保存下来的吐火罗僧宝隆造像龛也是和丝绸之路有关的。而龙门北市香社行像龛“造像题记”中的安僧达、史玄策、康惠澄就有可能是昭武九姓国的安国、史国、康国人。
五、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是洛阳城市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驰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尤其是大运河的通航，更使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商贸的中心、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以及国际交往的中心。在三个多世纪中，有许多官方人士或民间私人沿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西行的活动，是由洛阳出发或东归时回到洛阳的，至少是和洛阳有密切关系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尤其是裴矩，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九年（613年），曾先后四次至河西，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活动，大大推进了隋王朝和西域各国、各地的经贸文化交流。
到了唐代，这种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西行”活动更多。下面我们首先介绍在中西交流史占有突出地位的玄奘“西天取经”活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八月，高僧玄奘踏上了万里西行的征程。唐贞观二年（628年）夏末进入北印度国境。至此用时将近一年，行程达一万四千余里。
玄奘入印后，从唐贞观二年夏末至贞观五年（631年）十月，三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及各地游学。
玄奘一面巡礼佛教胜迹，考察印度各地风土人情，一面求学问师，遍访高僧学者。唐贞观四年（630年），玄奘到达了印度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当时五印度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其佛学代表了古代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主持这个寺院的戒贤法师，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玄奘拜戒贤为师，戒贤特意为他开讲《瑜伽论》，先后达十五个月。玄奘在寺里五年，通读了寺内所藏各类经论。后又辞别戒贤法师，到南印度去游学。在离开那烂陀的五年时间，玄奘走遍了五印度大小一百余国。贞观十四年，他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令玄奘担任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
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玄奘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踏上归国的路程。唐太宗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论及其他经籍共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尊，佛舍利一百五十粒，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唐代另一位赴“西天取经”的著名高僧是义净。唐洛州洛阳人王玄策，出使印度先后共三次（有研究者以为是四次）。
王玄策是以唐王朝官方使节的身份出使印度的，这和一般民间交往有重大区别。另外，王玄策所行路线，再次说明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麟德二年（665），王玄策曾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之南洞敬造弥勒像，并留下造像题记。略曰：“王玄策……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
在官、私、僧、俗沿丝绸之路西行的同时，也有众多的西域使者、商人、僧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其中东抵洛阳者为数甚多。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隋炀帝在洛阳举行盛大宴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对各国东来洛阳有很多具体的记载。
当时，为了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西域人，隋炀帝特在洛阳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并安排专人掌管其事：“东方曰东夷使者，南方曰南蛮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另在东城城内第一街还置建有鸿胪寺。
至唐代，沿丝绸之路东来者更多、更频繁。对此《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对有关国家及其东来者多有具体记载。
关于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其唐时遣使来华、来洛的具体情况，有关史籍也有记载。
公元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为首都）、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东罗马帝国常被称作拂森国、大秦国、海西国。拂森，玄奘《大唐西域记》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作“拂壈”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而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及杜环《经行记》中则皆作“拂菻”。通常系指东罗马帝国，有时也指地中海东岸一带地区及国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云：
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晶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667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由于大量的外籍人口来到洛阳并定居这里，武周天授三年（692年），特“析洛阳、永昌置来庭县”，予以安置和管理。
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均沿丝绸之路来华，且和洛阳有密切关系。相传，暑天大旱，唐玄宗遣高力士请善无畏祈雨。他推辞不过，以钵盛水，以小刀搅动，且搅且咒，有白气自钵中上升，高力士刚返达洛阳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还相传，邙山有巨蛇，善无畏“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开元二十年（732年），善无畏“求还西域”，唐玄宗不充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示寂，世寿九十九岁，追赠鸿胪卿。开元二十八年（739年）十月三日，葬于洛阳龙门西山广化寺。
据《宋高僧传》、《大唐东京广福寺故金刚三藏塔铭并序》等记载：唐代僧人金刚智，南天竺摩赖耶国人，属婆罗门种姓。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三十一岁时赴南印度，师事龙智，学《金刚顶瑜伽真实摄经》，并受五部灌顶，又学五明诸论。后曾先后至中印度、南印度摩赖耶国近海的补陀洛伽山观自在菩萨寺、师子国楞伽城、无畏山寺、七宝山城等弘法、修学、顶礼圣迹等。金刚智“闻脂那佛法崇盛，泛泊而来”，途径师子国、佛逝国等，开元七年（719年）抵广州，第二年至洛阳。唐玄宗在洛阳召见金刚智，并登坛受灌顶。此后，金刚智随驾两京，“广敷密教，建曼拿罗”，“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咨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相传，金刚智在洛阳，当年自正月至五月未下雨，天下大旱，唐玄宗诏金刚智结坛祈雨。至第七日，“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洛阳士庶都相传，金刚智曾获一龙，“穿屋飞去”。开元二十九（741年），奉敕归国，在洛阳广福寺示寂。世寿71岁。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后，建塔旌表。由其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述碑记德焉”。敕谥“国师”。唐代宗又追赠“大弘教三藏”。前些年，日本佛教界在今龙门魏湾村西北立有纪念碑。
唐代僧人不空，原名阿月佉跋折罗，意译不空金刚，略称不空。本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幼曾“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出家师事金刚智，并随金刚智一同来华，达洛阳。不空二十岁，在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后常随金刚智往来东西二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敕准不空回国。不空经广州乘船达师子国，受到国王热情接待，“请往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此后在师子国和天竺国，依普贤阿阇梨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法门”，建立坛法，得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于天宝五年（746年）返回长安。天宝八年，再次敕准回国，“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天宝十二年（753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请不空赴河西，次年，不空至武威，住开元寺，译经演教，驰誉一时。天宝十五年（756年）还长安，住大兴善寺。后受唐肃宗、唐代宗崇信，译出《宝严》、《仁王》二经后，唐代宗亲为作序。相传洛阳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巨蛇见到不空说：我常想翻河水陷淹洛阳城，以快我意！不空为它授归戒，说因果，后樵夫“见蛇死涧下”。不空先后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等七十五部、一百二十余卷。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六月，不空示寂，世寿七十岁。曾被赐封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谥“大辩证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僧人，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来华，他们是中国佛教密宗（也称真言宗）的创立者。其中善元畏弘传胎藏界，崇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智、不空弘传金刚界，崇奉《金刚顶一切如来其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
六、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交流
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之路，通过这条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进行经济交流，是丝绸之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丝绸”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的大宗商品，是“丝绸之路”赖以得名的商品，我们首先从“丝绸”说起。
桑蚕业、丝织业，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逐渐了解了关于蚕和蚕茧的知识，如《路史?后记五》罗注引《向氏帖》就有“伏羲化蚕”、“伏羲作布”的记载；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人们已经懂得和掌握了养蚕抽丝的技术，如《通鉴外纪》等不少古籍就有关于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抽丝织布的记载，她被后世奉为“先蚕”。有关资料直接、间接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桑蚕业、丝织业中心或中心之一。汉、魏以降，直至隋唐，由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优越位置，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贸活动，河洛地区都不但是桑蚕、丝织业的中心或中心之一，更成了全国丝织品的最大集散地。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更强化了洛阳全国水通交通中心、商贸中心的地位。位于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南的“北市丝行像龛”，开凿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至永昌元年（689年）；位于龙门石窟西山南端山腰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系唐代洛阳北市彩帛行出资营造，这些都说明当时丝织品贸易已经有了行社一类的组织形式。
我国的丝织品大量输出西域各国、各地区，不少古代文献都有记载。《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记黄支国，说该国面积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而汉使前往黄支国等地，“赍黄金杂缯而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说：玄奘法师在北印度那揭罗喝国佛顶骨城“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绮幡四口，锦两端，法服两具”。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勃律国使者来，唐玄宗赐帛五十匹；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吐火罗使者来，唐玄宗赐绯袍及帛三十匹等等记载。
除我国古代文献外，国外也有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中国桑蚕丝织事。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云：“秦尼策国（指中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由于“自秦尼策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故可以“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相关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丝织品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瓷器是我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的另一项主要产品。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同为一词（China）。考古发现证实了河洛地区是我国瓷器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地区。1950年秋，小学教师韩维周在郑州市二里岗采集到一些陶片和石器，经鉴定为商代遗物。1964年在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一件原始青瓷壘，高27厘米，保存完整，表面施青釉，胎色灰白，硬度较大。1966年在另一座洛阳西周墓中出土一件原始瓷尊，高19厘米。其他器型还有青瓷豆、青瓷罐、青瓷瓮等。这些都是西周原始青瓷中的代表作品。
除郑州、洛阳之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西安丰镐遗址等也都出土有原始青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器瓷。原始青瓷是在陶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的。陶器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由考古发现可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发明了制陶术。但是，中国在制陶术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最早发明了瓷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国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在河洛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精美，代表了那个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夏都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了用瓷土（高岭土）烧制的白陶器，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更发现了大量陶器，造型众多，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数千年制陶技术的基础上，河洛地区的制陶工匠们掌握了烧成温度的技术，并认识到高岭土与一般黏土的不同，这为瓷器的发明提供了基础条件。地处河洛地区之内的郑州商城是商代中期的王都，因此，在郑州商城遗址保存下来很多商代原始青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