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东汉建都洛阳，洛阳代替长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陆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当时的洛阳又是东汉时地方政权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洛阳县治所的所在地。司隶校尉部下辖七郡，其首郡为河南尹（郡）。河南尹下辖洛阳、偃师等21县，大体相当于河洛地区的范围。
东汉时期，汉与西域之间，曾经经历了“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但总的来说是“通”的时间多于“绝”的时间。东汉时从敦煌玉门关进入西域的路线，也由西汉时的两条增加为三条。这三条路线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注所引《魏略?西戎传》有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新道又称“北新道”或“径道”，为东汉时新开辟的一条路线。《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云：“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
曹魏立国，仍以洛阳为都。同时洛阳又是司州（东汉司隶校尉部改）、河南尹、洛阳县治所新在地。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说：“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献，略如汉氏故事。”同书卷二《文帝纪》又说：“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已校尉。”这些记载可以大体反映出曹魏时丝绸之路的情况，即“略如汉氏故事”。
据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说，西晋在西域仍设戊已校尉，以保持与丝绸之路上诸国的贡使关系。司马炎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在这数万人之中，肯定也包括西域诸国的使者。
建兴四年（316年），西晋亡祚。此后的170多年间，洛阳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再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成为北魏都城，同时也是司州、河南尹、洛阳县治所所在地。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地位得以恢复。至孝武帝元恪时，丝绸之路商贸及文化交往达到了高潮。
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汉、魏、晋、北魏洛阳城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和兴盛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
从20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以来，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即汉魏故城）遗址以及当时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物，其中有一些是和丝绸之路有关的。这些古代的遗迹遗物，无疑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并为丝绸之路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见证。20世纪20至30年代，在汉魏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残石经，掀起了收集研究的热潮。1923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派该所古迹古物调查会的马衡亲赴洛阳，于汉魏洛阳故城考察太学遗址、石经出土处，后又数次来洛。当时他曾在洛阳征得四块弧形石条运回北京，后入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室。自1925年以后，这几块石条曾受到中外多位学者的关注。1926年，在北京的法国神甫步履仁撰写《北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洛阳闪语碑铭》一文，1961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认出石条上的铭文为佉卢文而非希伯来文，当年伦敦大学教授布腊夫发表《中国所出佉卢文碑铭》一文，对铭文进行研究。1989年，林梅村先生对这几块条石的发现过程、铭文、历史背景、东汉洛阳佛寺等作了深入、精到的研究，其结论为许多学者所认可。据林文说，这三块弧形石条，宽度一样，约15.24厘米；长度不同，分别为45.72厘米、27.94厘米、20.32厘米；石质一样，“应属同一个体”，“石条均呈弧形，步（履仁）氏根据其弧度推算直径接近1.5米，现存石条约为圆周的五分之一”，“很可能就发现于1924年马衡考察的汉魏洛阳故城附近” 。“佉卢文表达的则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西北方言，被定名为‘犍陀罗语’。”“石条的特殊形态表明，它们是井阑的一部分。在犍陀罗地区发现过六处佉卢文井阑的题记，内容大同小异。”洛阳佉卢文井阑题记意为：“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顺祝四方僧团所有（僧）人皆受重。”“这条题记首次以实物证明，东汉京都洛阳有佛教僧团和寺院，年代约在灵献之际（179-190年）。”，“洛阳这座佛寺的兴建无疑和贵霜人在洛阳的活动有关。”“洛阳出现佉卢文题记不是孤立的现象，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塔里木盆地楼兰遗址和于阗故地都发现过属于这一时期的佉卢文材料。”“这就清楚地勾勒出一条从犍陀罗经丝绸之路南道，过河西走廊，至东汉首都洛阳佉卢文入华路线。”“洛阳发现的佉卢文井阑题记与179年数百名贵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阳的史实有关。”“这个井阑属于洛阳贵霜人寺院一个浴堂的附属设施。”“铭文明确提到了僧团与寺院，丰富了以往对东汉洛阳佛教的贫乏知识。”“该寺院很可能在汉魏洛阳故城西雍门外。”
1931年，在汉魏洛阳故城辟雍遗址发现西晋咸宁四年所立碑石一通，通高3.22米，宽1.10米，厚0.30米。碑首约占碑身1/3，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等23字。碑身高2.05米，隶书30行，行56字。1974年又于辟雍遗址发现碑座，后与碑身合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辟雍碑中有这样一段话：“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至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而且在碑阴所刻的学生名单中，更明确刻有“散生西域朱乔尚建（姓朱名乔字尚建，下同）、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凯”等，这自然是西晋时期洛阳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交往的确证。
1965年7月，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北魏皇族元邵墓。关于该墓的出土遗物，洛阳博物馆清理发掘曾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有陶骆驼一件，高24.2厘米，长23.3厘米，“朱绘，双峰，峰间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扁壶、兽各一”。另有昆仑奴俑（在《洛阳北魏元邵墓》文中称“童俑”）一件，“长衣俑”二件。其中昆仑奴俑高9.20厘米， 《洛阳市志?文物志》描述说：“蹲坐，左臂横按两膝上，右手弯曲抱头，头埋于两臂之间，只见卷发，不见其面。身穿红色长袍，脚踏长筒靴。”“长衣俑”2件，高15.3厘米，“皆卷发，虬髯，深目高鼻，穿红色圆领大衣，长袴”。显然这几件陶俑均为西域胡人形象。
1985年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汉魏故城西北约3公里、孟津县三十里铺村东北约1.5公里、邙山南麓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之一为北魏侯掌墓。侯掌墓出土了数十件陶器，十数件陶俑。陶俑之中有4件男胡俑，“形制、大小均基本相同”。元邵墓、侯掌墓出土的身背货袋、水壶的骆驼，头发卷曲、深目高鼻、身着长袍的胡俑，十分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当时洛阳一带，日常生活中人们一定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骆驼和西域人，而这些骆驼和西域人一定是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抵达洛阳的。
在汉魏洛阳故城，曾先后出土两件双翼童子造像。关于这两件文物，段鹏琦先生曾在《从北魏通西域说到北魏洛阳城——公元五六世纪丝绸之路浅议》 一文中详作论述，今将主要内容转录如下：
这两个造像，一为采集品，一为科学发掘品，出自太学遗址第二层，即北魏（或北朝）层中。两者皆铜质，铸造，大小相若，高不足5厘米，圆雕，男性，裸体，圆脑袋，头项蓄发如留海，面部稍平，五官毕具，前胸及小腹微凸，以阴线小圆圈表示双乳及肚脐。双腿浑圆，膝部微前屈，跣足，双臂前屈，双掌合什，上臂外侧附以张开的双翼。全身无纹饰，颈部系一串珠项链，背后都有“仙子”二字铭文，系篆书汉字。神态虔诚可爱，俨然就是中国型的小天使。“在我们看来，这仙子二字并不一定带有否定其为天使的含义，而更可能是小天使们的中国名字。”“在内地他们可能不属于佛教造像体系，但天使颈部的串珠项链表明，在他们身上佛教艺术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上世纪，在新疆发现有绘有这种双翼天使艺术形象的壁画。“新疆、洛阳两地发现的双翼天使艺术形象，为我们勾划了造像题材包括双翼天使的一种西方宗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轨迹。”“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及文化面貌分析，这种宗教，肯定不是佛教，但也不能说一定就是基督教或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它究竟是哪种宗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连载之二）
（作者：洛阳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 徐金星）